中国知青的沉浮录
大迁徙
将近4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底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浮出水面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后来的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自我感觉和对现状与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差别，使得这一代人除了曾经有过的一段共同的、难忘的经历，以及回忆起这段经历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点。也许，还可以从他们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岁月沧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劳的精神，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对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对旧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这些特征使他们在刚返城时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意识，并对改革开放天然地支持。但随着时光流逝和利益分化，共同的感情、语言已不复存在，“我们曾经都是知青”不再是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意识或弱势群体意识的对立，满足于现实、顺应现实或不满现实的态度差异。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北京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和广东、四川、江苏等地知青的回顾展，举办“老三届文艺汇演”，以及《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苦难与风流》、《劫后辉煌》等知青书籍的出版，这一段历史从个人记忆深处浮现到社会表面。当然，这主要是精英的声音，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我们这一代”的发言人，而没有发言权的整个“我们”也乐于让自己被人想起和提及，只是在今天，这种大一统的关于“我们”的幻觉才开始消失。
有知青经历的社会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学术、文化、艺术界等。其中，身任高级官员的人物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早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地位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这些人从不讳言那一段经历，因为这意味着拥有实际经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下层群众的自然亲和力等等优秀素质。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构成前知青群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当这些人讲述自己早年磨难和日后成功的关系时，他们的故事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实，许多人从商是出于偶然和无奈，投身于“文革”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他们不甘寂寞但上进无门，幸好有了市场经济，使他们得到发挥能量的机会。他们的行为有时会暴露自己的经历，比如除了商业的计算，还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义：他们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队的乡亲，慷慨地对仍然贫瘠的土地作不望回报的投资；有人热心于张罗同学会，为昔日的同窗和战友排忧解困。
如果说苦难可能转化为精神财富，那么从上山下乡经历中正面获益最多的是文化精英。他们在乡下坚持学习，并把书本知识和生活体验、社会观察结合在一起。由于条件限制，他们基本上不能自学自然科学，他们的观察只能面对社会生活，而不能在实验室进行。当这些人后来获得进入大学或者在社会上展现才华的机会时，发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认识社会的洞察力来自过去痛苦的底层经历。这些人在绘画、作曲、电影导演、诗歌和小说创作，以及新闻和社会人文科学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是中国文学、艺术、文化、社会科学的主导力量。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度强烈地影响了社会价值氛围的形成。不过，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他们中的一些人困惑、失落和不满愈益增加，有的力图保住现有地位和既得利益，形象越发德高望重，说话越发不关痛痒。
沉入底层
与上述种种享受“劫后辉煌”的人相比，更多的人是普通的人，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是有些悲惨的人，他们的总体状况低于任何一个年龄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岗和内退的工人。几年前，一位国情专家在分析中国失业问题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中国有两次失业高峰，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在1990年代后期，其中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是那些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历的下岗职工”。回到城市的大多数知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边缘化了，他们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着大街上私人轿车的奔流，看着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无奈，又无助。
其实，知青群体的不幸还不限于那些最显眼的、在下岗潮中首当其冲的人，更主要地表现为他们的主体在生活道路上不断遇到的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
当中央政府停止上山下乡政策，为知青返城打开闸门时，那些以为结束了困境的人马上面临新的困境。不错，国家开始实施新政策，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但历史细账却无法细算和补偿。高考恢复了，择优录取是公平合理的，但那些刚进初中就遇到“停课闹革命”，在泥土中滚了好多年的人，面对高考这一天赐良机则有苦说不出来。我国从1970年代末起在许多大城市改革招工方法，实行考试择优录用，但这种进步措施对于因“文革”和下乡而荒废了学业的返城知青，包括病退、困退返城的知青，不过是一道难过的关卡。他们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班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
还有那些永远留在农村的知青，他们活得更沉重，也许沉重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不再能感觉沉重的分量。如果不是在有关知青的电视节目中留给他们几分钟的画面，我们很可能完全想不起他们的存在，想不到历史大潮流会把人冲得那么远，那么七零八落，一些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也不知他们有没有怨，有没有悔？
农民声音的缺失
当万千知青以多种方式、从多种角度言说那一段历史和自己的命运时，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没有一个农民参与这场回顾与反思，没有人从农民和农村的角度作出回顾与评价。
其实，农民和农村是这一历史事件中重要的一方，但人们十分习惯于这一方的沉默。不错，知青用自己的知识为农村作出了贡献，他们有人当上了赤脚医生或乡村教师，但他们在回城风的席卷下突然离去造成了什么后果，则少有人谈及；没有人计算过，知青的到来使农民的人均耕地和平均口粮下降了多少，生产队为了安置知青，在国家的安置费之外花费了多少；更不用说，知青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清理阶级队伍”中干了些什么。照道理说，农民有理由、有权利要求某些知青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忏悔和道歉，但似乎从来没有知青这么做，可能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知青在聚会时讲到当年的偷菜偷柴、偷鸡摸狗、蒙骗恐吓老乡的趣事时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一段时间，“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歌曲唱遍全国，似乎知青对村姑的始乱终弃是最抒情的浪漫曲。
如果在谈到上山下乡和知青经历时只是要人们理解“我们城里人”的遭遇，那理解不理解又有多大关系？
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变后发生了裂变。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民谚形象地注释了知青格局的分野。知青群体全方位突变的勇气源于反思灾难后的人类智慧，源于每个知青对梦想的渴望和人性的伸张，是被压抑之后如地火运行最终迸发的勃勃生机。那些有幸赶上77、78届大学末班车的知青们后来成为社会的中坚，在各个领域里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而大多没能考上大学的回城返乡知青最终沉淀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改革的阵痛。
但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推进时代的进程，从而改变着国家的命运。人们有理由向他们表示敬意，一代知青！
官员万伯翱“你现在不捣蛋了吧？”
——万伯翱自述
本刊记者 彭苏 采访整理
万伯翱，万里之子，1944年生，1962年落户河南西华县。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
说的全是道理，可也不看看，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1962年9月6日，开了家庭会议，父亲决定送我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锻炼。他这么一说，当即遭到了全家人反对。奶奶哭，妈妈拿不定主意，弟弟妹妹们也舍不得我走。
送我走的原因除了我没考上大学，还有就是我刚加入了共青团，必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所以，即使不下放，我也要进工厂劳动，那会儿当工人阶级很光荣，更要支援农业第一线。
当晚，父亲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员不爱自己的子女，但要看怎么爱？是把你放在温室里，当花骨朵护着，还是把你放在革命实践中去？你不要忘记你是有牌号的，你的牌号就是共青团员。你下去后，要记住你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不要想着回来，不要想着做官，不要心存侥幸；第二，你还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选择去黄泛区是特意安排的。潘复生，当时的中华全国供销总社主任，他刚从黄泛农场过来，听说我父亲要送我下乡，他说好啊，立马给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信，于是，刘建勋派他的警卫员一路送我到了河南黄泛区。
临走时，从不题字的父亲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我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就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两本书，怀揣着15元钱上路了。
那年我才18岁，头一回坐火车出远门，没有警卫员带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一路上，心里还直打鼓。河南黄泛区是指黄河泛滥区，那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黄水一泻千里，整整泛滥了8年，居民死的死逃的逃，在豫东形成了5.4万平方公里渺无人烟的“黄泛区”。
到了黄泛，才知道城乡差别有多大。原来在家里，虽然艰苦，好歹衣食无忧吧，好歹一个星期能洗一次澡吧。那儿虽然是国营农场，不会饿死人，但是生活条件极差。食堂的大勺子忽忽一抡，除了白菜萝卜，就是萝卜白菜，油荦很少，用水兑点白糖就是最好的东西了。连个自来水管都没有，用的全是井水，还是一个月洗一次澡。四五个知青挤在一间破草房里，点的是煤油灯。有一年破草屋被风刮倒了，差点没把我砸死。到了文革那会儿，住得就更差了，四五十人挤在苹果仓库里，那股子霉味，能把人熏得半死。
黄泛区共分9个作业站。我被分到了知青最多的园艺场。第一次上工，我还是一副学生打扮，上面一件白衬衫，下面一双皮凉鞋。结果到果园里一看，这套打扮根本不行。已是9月份了，果园里热得还像在蒸笼里，大伙都光着脚丫，卷着裤管，踏在泥巴里。当时由家属组成的妇女生产队在果园里都热得不穿衣服工作，门口把一放哨的，远处瞧见我来了，赶紧喊，小万来了，小万来了。
就这么着，我也学农民戴起草帽，光着上身，披着一件尿素袋干活。那件尿素袋远处看飘忽忽的，整得跟戏剧《奇袭白虎团》里一样，为此他们都笑话我，我也不管，每天工作下来，汗如雨下，就着轧井里的水把它洗干净了，准备第二天上工时用。
第一个月领了22元工资，我家老爷子一听说，哦，那你还挺富裕嘛，别人一个月拿26元得养一家人呢。
不过，当地农民很朴实，对知青们很好。他们知道我是万里副市长的儿子，加上我个性挺开朗，干活卖力踏实，所以都亲切地叫我“小万”。他们手把手教我怎样干农活，让我慢慢锻炼，不让我猛干活，总说你弄不了，就让我来吧。
我除了白天干农活，晚上也教农民们读书识字，当地人到了二十多岁大字不识的，大有人在。
老爷子断了我的后路，不让我回家，要我留在农村艰苦奋斗，可说实话，我还是想回去，起码想读大学。再说，刚去的时候，年龄太小，没想过个人问题。以后年纪大了，有人帮你缝个被，洗件衣服了，你就琢磨，农民虽好，可也不能我一谈《红楼梦》，她就撵我去喂鸡喂鸭吧。
高呼打倒万里
下乡第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去。因为老爷子亲自写信来，不让我回去。那封信我都能背下来，信上说：我同你妈妈商量过了，觉得你第一年刚去，思想难免产生动摇，全家人虽然都很想你，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还是希望你不回北京的好……
这回我哭了，因为我就盼着回去啊，农场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个人孤单单的。
结果这封信被《中国青年报》全文刊登，题目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在乡下安家落户》。为此，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夸我是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
到黄泛区的第4年，“文革”爆发了。我父亲被打倒了，关押进了秦城监狱。我们以往的通信，全在那时被烧了。我从到处演讲、知青下乡的典型人物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刘少奇的黑样板、资本主义的小黑瓜、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那时狠批刘少奇，我父亲是他的黑干将，整个党委都是黑的，那我还能白得了？
加上党中央为了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发动更多知青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种大环境下，我更得老老实实地劳动了。
其实我心里很痛苦。怎么想也想不通，昨天还是毛主席树立的好典型，今天怎么就要被监督劳动？
农民的思想是很单纯的，听说你是黑帮子弟，觉得你反对毛主席，那还了得？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好在我不是当权派，平常就是一个劳动力，成天扛大锄，劳动态度还行，他们对我也还行。在一起的知青，难免背后要嘀嘀咕咕的，但面子上还过得去。
那段日子真是惶惶不可终日，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我在知青里不算受冲击最大的，有的知青家庭成分不好，只能吃苦受累在前，好处一切靠边。挨批时，常批着骂着就一个大碗扣在人家脑袋上去。我没打过人，但也跟着乱起哄，高呼“打倒谁谁谁”，没法子，当时一切以毛主席思想为准则，就连我父亲，我都得高呼打倒呢。
郭世英(1942年—1968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他读书多，好思考，比我们分析事物能力都要强。他在北大哲学系成立了一个X小组，研究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还是失败？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等问题，引起当局注意，加上赫鲁晓夫的俄文第一个字母也是“X”，于是“X”小组被打成“赫鲁晓夫”集团，犯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郭世英被公安部门暂时安排到和我同一个农场接受改造。即使这样，他还常和我讨论，什么是权威？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到底对不对？直到他最后被逼跳楼自杀。
这不算荒谬，我亲眼目睹有的知青因为擦毛主席像，一时不慎将像打碎，立马被打成反革命的；小孩子打架，将对方衣服上的毛主席像抓过来放在脚下踩，而导致家人挨整的。
和农民一起吃喝，一起在田间地头上劳动，拼命证实自己，也从中认识了社会，学到了最生动的语言，学到了大量的农业知识，这也为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基础。
谁能靠老子过一辈子
1972年，父亲的问题被定性为“内部问题”，我也被保送进河南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在郑州炮兵学院当教员。因为要用英文给外国人上课，每天都要死记硬背大量专业英文，后来的英语水平都可以给他们讲高射炮了。
由于父亲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我才戴上梦寐以求的领章和帽徽，并晋升为连级军官。
老爷子官复原职，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在那里开始了农村改革，一直到副总理，人大委员长。当年他送我下乡，后来也是他同意知青回城，有意思。
后来，我从炮兵学院调入北京武警总队。1987年，又被派往国家体育总局任对外宣传处处长，直到成为总局人力开发资源中心主任。
很多人都以为，老爷子在我的工作调动上，肯定起了大作用.可大家不知道，他总是帮倒忙。他常对别人说，“老大不行，你们干嘛要用他，比他强的人有的是呢。”弄得我有事一直不敢告诉他，比如国家体委当年准备提拔我做《中国体育》杂志社副总编，从考核到公示，我一直瞒着他，直到任命下来了，我才回家和他一说，本想听几句好听的，谁知他还是那句，比你强的人有的是呢。
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万里的长子”，谁能依靠老子过一辈子？我在圈里被称作“万老大”，因为朋友多，人缘广，一招呼，大家就来了，利用这些关系，为体育总局办了一些体育活动，搞些创收。在体育总局，最让我得意的是推动中国优秀教练员到第三世界国家援外。过去我们援外多是政治需要，我到人力资源中心后进行改革，真正让他们符合市场需求走出国门站稳脚跟。2003年北京SARS闹得最凶时，我主持仪式将30名全国各地的教练送到墨西哥，那种情况下组织教练出国有困难，不过我总有办法。
我这个人官瘾不大，在体育总局时，伍绍祖做决定就可以了。不是我装清高，也不是我看过太多的政治风云变幻，心生厌倦。当官有止境吗？希特勒想统治整个世界，他最后不照样玩完？
小时候，我不爱学习，淘气霸道，是有名的捣蛋大王。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我父母都是游击队出身，大概我也遗传了这种游击队作风。
当时学校校长，卓琳阿姨(邓小平夫人)对我记忆深刻，一次在北戴河看到我还说，“万伯翱，你现在不捣蛋了吧？”可没想几十年后，我却出书、写散文、写剧本。我有话要说，我为什么不写？
当年下乡的地方，我回去过几次，近年回去少了。但一起生活过的人，我全记得。有些人混得不错，有些人混得很惨，回城后没本事，没文化，工厂上班，又下岗了。我常想当年如果不是老爷子一句话，我也许不会在黄泛呆上10年，但我不后悔，再说后悔有什么用？
局长贾幼陵38年兽医-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贾幼陵，1947年生。1967年插队内蒙。农业部兽医局局长。
“我曾和西班牙公主说过，我前后当了38年的兽医。”农业部兽医局局长办公室内，贾幼陵凝视着电脑视屏上20岁时的自己：小平头、学生眼镜、青春无邪，在天安门广场上正笑容满面地向亲人朋友挥手告别。
1966年，毕业于北航附中的贾幼陵，即将赴匈牙利学习做一名外交官，阴差阳错，最后成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泌旗胡热图诺尔公社的一名兽医。
文革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父亲被打倒，大学、留学、外交官统统泡汤了，下过工厂、徒步延安两个月后，贾幼陵回到北京，那是1967年的春天。
他原本是申请去北大荒的，但那里正好是反修前线，而自己的父亲又是“走资派”，只好改去了内蒙。
1967年11月6日，天安门广场，10辆大卡车，载着400名知青，浩浩荡荡开往内蒙。20岁的贾幼陵就在其中，10多天的车程，他一言不发，“黑帮子弟”“低贱”的身份，让他无言开口。
唯一令他温暖的，是当地牧民为知青们准备防寒的皮袍子和羊毛做的靴子——“毡疙瘩”。
当地的俗语：冬天的马，亲老子也不让骑，但牧民们却骑着马夹道欢迎这些知青。那天贾幼陵第一次骑上了杆子马，一个月后，他住进了牧民沾布拉的家中。
1967年年底，赶上一场大雪，雪深两尺，为了避雪，牧民们迁居到二百里外的山地，沾布拉家1000多只羊一半以上死在了路上。“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大自然的残酷，以及草原上靠天养畜的脆弱。”
到了最严酷的冬季，到了大伙不再说冷、只知道明天会更冷的时候，热茶、羊油灯、牛粪火就成了取暖的工具。每个深夜，贾幼陵都蜗居在蒙古包里，在羊粪做的炉子旁，点着用羊尾巴熬成的油烧的油灯，巡视毡上有没有小洞，以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蒙古包里生起羊粪火来，烟都是红的，在这火红的烟火里，贾幼陵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回北京。
灯灭了，养的猫伏在他的胸前打着呼噜，与他取暖，有时有嘎吱嘎吱的响声，抬眼一看，是无头的地鼠。
第二年春天，万物复苏，又见青草。贾幼陵却下定决心，在草原上做一名兽医。那次他给一匹患了淋巴管炎的马扎针，结果扎下一百多针，将马脖子都扎烂了，还没找到马的经脉。
自那后，牧民家马、牛、羊的生老病死，就全由贾幼陵张罗了。“牧民们说做这事满两年就会断子绝孙，可我一干就是12年，常常一天忙完，累得手指夹不起筷子。”
“有时在野外，看到要生产的牛，赶紧脱去皮袍子，把手伸进牛的产道里为它接生。牛的子宫压迫力很大，整只胳膊进去，立马就麻木了，还得换另一只手进去。出来时天寒地冻，袖上的血也凝固了。”
“抢救一名牧民，往往要骑上一天的马才能打通电话，第二天，救护车才能赶到。卫生条件极差，我的手常年泡在来苏水里，每年开春都会脱皮，直到回京后才好点。”他不由自主地磨蹭了一下手背。
1974年，父亲的“问题”解决，他迎来了一次回城读大学的机会，最终，他还是放弃了，理由是他带的4个学生还都年轻，草原上还需要他。生产队队长急匆匆地找到他说，如果他回京，就让他把草原上的种马种牛种羊一块儿牵回京去。
“当时我回京的意念并不强。”但，他还是走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贾幼陵被调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任副局长。
9年来，贾幼陵一直在草原上与淳朴的牧民们打交道。“我在生产队里从没当过官，却当了局长。头两年，我都跑基层，牧区打井时，我和别人一起打石头，别人干活，我没法一旁站着指挥。”
无意当官的贾幼陵，1978年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于1979年10月，正式调回北京，调入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
2003年，贾幼陵萌生退意，没想到紧接着就爆发了SARS、禽流感、口蹄疫。
2004年1月，贾幼陵出任农业部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新闻发言人。
他说，那个年代像一个大筛子，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被旋转、被筛选，有人沉沦了，有人没有放弃——建设兵团里被凌辱的女知青；满怀赤子之情、死在草原建设上的同伴；迫不得已在当地安家、10年后历尽艰辛、举家难返的知青们……
他喟叹，沉思，难以表述。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触摸那段历史，也没有一本知青文学能真正打动他，“没有人真正写活那片草原”。这位明年就要退休的农业部兽医局局长，悲欣交集于自己人生的那一时段。
棋圣聂卫平只要我不出昏招，谁也下不赢我-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聂卫平，1952年生。1969年插队北大荒。中国棋院棋手。
下午四点，北京崇文区东四块玉南街31号，聂卫平围棋道场。
“你俩谁是白棋？……哦，你是。你觉得白棋形势好吗？……不好，对，是不好，那你忙了半天为了什么，为了把形势搞坏？！”
面红耳赤的孩子对面，是一头乱发的老聂，大眼镜儿已经滑到鼻子尖上，边框挡住了眼睛。忽而有眼光翻过那边框，“啪”的一下落在你脸上，使人一震。
道场的孩子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他的麻辣教学，遭批的脸红不语，围观的掩口偷笑，一老众少之间有熟稔自得的欢快。
“好，今天就到这里！”坐在他身边的小男孩不过六七岁，戴副小眼镜，老聂揉他的小脑袋，逗他，“我讲得对吗？”不待孩子回答，自己哈哈大笑两声。
“我的性格啊，太急！不适合教小孩，真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早就开打了！”下了课的老聂更加随意，他仰倒在沙发上，几乎滑落下去，眼睛半闭，喃喃自语。
在他发胖的已经重达160多斤的身躯上，手依然纤细秀气，“生活上我是个弱者，什么都不会做，”他开始自己的知青回忆，脱口而出的是，“要是我留在那里不回来，恐怕早就死了。”
那些帮我洗衣服的女生
1969年9月，17岁的聂卫平极不情愿地去往北大荒，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我跟谁也没讲话，闷坐到嫩江，再坐车到山河农场。”
那时他刚刚一百斤。父母被打倒，围棋作为“四旧”被取缔，常去的北京棋社被查封，启蒙老师雷溥华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对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就免修体育课的他来说，农场好比刑场，“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
他在家大哭了一场，然后上路。即将到来的分别和磨难，是说得出口的理由，说不出口的，是苦楚比甜蜜来得更快的初恋。
丫丫，是去年10月认识的女孩儿，彼此的好感一见面就萌生了，很快地，一天不见都不行了。然而1969年3月的一天，丫丫忽然失踪，辗转打听，方才知道她已经被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兵了。
16岁的少年为了找到心上人，向父母撒谎，取道山西太原，一路寻到青岛，“我们谈了很久，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这么说，我心里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
“她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到农场之后，我给她写过很多信，”寄一封信需要八分钱邮票，因为农场停发他的工资，八分邮票钱都成问题，他宁可少买一个镘头，也要坚持给她写信，“但她一封都没有回，后来我也就不写了。”
爱情被封存起来，放在心底最经不起触碰的角落，青春的梦想和尊严也全都打包扔向茫茫荒原。
因为不会干活，他是场领导最不待见的人，“没有办法啊，是笨啊，别人看我都觉得又可笑又着急。”
因为父母是黑帮，政治上的歧视他逃不掉。“指导员叫人的方式我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舌头打个卷儿，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我才听明白是‘我说！’这2个字，叫谁都来这么一句，我们是没有名字的。完全是劳改犯一样的待遇。”
到农场一年之后，因与送水的鸡西知青打架，他被铐起来，这个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戴手铐啊，这是坏人才有的‘待遇’吧。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我不是坏人啊！我在那里还进过学习班，在当时，也都是流氓才能进去的。”
就这么一个“看着挺傻、心眼不坏”的人，偏偏得到许多女知青的垂青，“好多女生给我洗衣服。当时哪个女的帮你洗衣服，就说明你们俩不是一般的关系。有个女生来你宿舍送衣服，别人看着也是件自豪的事情呢。”
成名之后，他又多次去过那个让他吃尽苦头的地方，“一直想去找找这些给我洗衣服的女生，可惜都不知道她们去哪里了。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喜欢我，也许人家都知道我不能干活，愿意帮助弱者吧。”
肚子总比大脑饥饿
1973年春，由周恩来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聂卫平入选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聂卫平的时代，他横扫中国棋坛，且创造了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胜11场的惊人纪录。
声名远播之后，三年农场生活对于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影响被一再放大，传说甚多：徒步千里到另一个分场与程晓流对弈三天 ；自己左脑执白、右脑执黑，左右互搏，练成绝技；以及千里山河对他棋盘大局观的影响等等。
一段甚为抒情的文字这样描述，“聂卫平说，我一到黑龙江，就有一种‘天高地阔’的强烈感受。无垠的荒原，无遮无盖的蓝天，和瑰丽的日出日落景象，给我强烈的震动。当我重新坐在棋盘上的时候，感到棋盘更广阔了。”
率性、真实的老聂为本刊给出了彼时真相，“这些都是夸张，把我文学化了。能想围棋就说明干活还不累，吃了东西，稍微擦把脸，赶紧就得睡了，那个时候的口号是‘早起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基本上一有空就睡啊，哪有空去想棋啊。”
棋力真正增长是在1972年至1973年间，1971年冬他跟许多知青一样，趁着农场的冬歇期偷偷跑回北京，他不想再回去空耗时间和精力，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黑龙江农场局驻京联络员，安心下棋的梦想渐成现实。
他经常跑到北京第三通用机床厂，那里聚集着以陈祖德为代表的围棋“七君子”。“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思路一钻进棋里，就忘了一切，下完棋骑车回家，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
国家集训队成立之后，他下棋更是几近疯狂，“对别的棋手来说，一周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星期六我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
集训队里的高手最怕被聂卫平缠住下棋，因为赢了，聂卫平不肯放他们走；输了，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下个没完没了。“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的局数，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的总数。”
他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擂台赛上他先后战胜了当年日本棋界几乎所有的超一流棋手，连续三次从悬崖边上拯救了中国围棋队，使中国队获得了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最后胜利。
如果我留下，肯定早死了
棋盘外的诸多事务最终还是影响了他的精进，他的好友兼桥牌伙伴沈君山有一次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呀！”
沈君山为此曾特意写信给老聂的朋友，说聂卫平的个性和棋风，像大漠英雄，但京城浮华世界，灯红酒绿的力捧，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进城”。后来在1989年新加坡首届“应氏杯”的决赛中，此语不幸而言中。
“应氏杯”决赛上功败垂成，成为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又一重大转折点，沈君山说，“至此，他作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
老聂自己却似乎从未认输，他收古力等人为徒，盼着弟子代他实现世界冠军之梦；他开围棋道场，耐着性子教小娃娃们下棋，希望这些小苗子养性怡情，能从黑白天地间觅得个中玄妙；而他自己，正式非正式的比赛也都不曾中断，他仍然好胜，仍然牛气，“只要我不出昏招，谁也下不赢我！”这话是坊间流传的，向他求证，他笑着说，“是啊，本来就这样嘛！”
两年前老聂听说当年一起下乡的一个朋友去世了，“他是北京知青，没有回城，跟一个鸡西女知青结了婚，留在农场当农工。”
这个死讯令他震惊，因为这一对知青在当时都是劳动好手，尤其是绰号“野狐狸”的鸡西知青，在当时孱弱笨拙的他看来，实在是偶像级的人物。“当时割豆子，我最多割900米，最后动弹不得，她很厉害，几个小时割一万米，谁都比不了她，一万米啊，简直是天文数字。”
下次再去农场，他想去看看她，“那里条件太苦了，如果我留下，肯定早就死了！”
北大荒到底是人生的财富还是青春的灾难，他摇头说不清楚，“没有这段生活，一直专心下棋，成就能大过现在吗？农场的很多知青，都生活在意志崩溃的边缘，挺过来了，对忍耐力、意志力的锻炼是巨大的。”
沉吟片刻，他的语气变得坚定，“对个人来说，可能是种积累和磨砺，但是作为一项政策，肯定是个失误！几百万人下乡做知青，太荒诞了。”
对于一些知青倡议筹建“北大荒知青纪念馆”，他坦言“我没兴趣”，“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误，不必多驻足。有什么啊，都对自个儿过去过于留恋了，过去就过去了呗。”
学者马中痛哉，天下再没有北大荒-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马中，1954年生。1974年插队北大荒。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
1974年，20岁的北京知青马中在北大荒前进团反修营收拾了行李，在其他知青的羡慕和祝福中离开了茫茫荒原，虽然下一站并非城市，只不过是河南的一个农村，但能够离开那片最远、最苦的知青营地，他已经是当时、当地的幸运儿了。
“我们开荒的地方叫抚远县，地图上很好找，就是公鸡的嘴尖儿，中国的最东头了。”满怀庆幸离开的时候，马中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回来，而这块土地最终竟成为他毕生研究的基地，20多年来，他四处奔走，无数次回到老地方，方案想了一套又一套，希望能够终止低效的湿地开发，留住这块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全世界最珍贵的浅育沼泽。
10年前他壮心不已，5年后他有心无力，那么再过5年呢？——“我有充分的依据，整个三江平原的湿地再过5年不复存在！”
我是亲手参与破坏的
1969年9月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一帮同学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目的地是珍宝岛。当时能去那里是特别光荣的(1969年3月中苏刚打完“珍宝岛战役”)，都是部队直接来招的，说是去了要准备打仗的，相比去农村锻炼的同学，我们更光荣，政治过硬啊，是党信任你才让你去那儿的。
在佳木斯下火车，换卡车再往里走，卡车进不去了再换履带式拖拉机，最后坐爬犁才到达。当时正下雨，天非常暗，一望无际的水草地。后来我做环境研究才知道，那个地貌非常独特，里面还有岛，岛上是原始森林，那是我到现在为止看过的最壮观的景象了。
刚到时我们没有房子住，睡帐篷，后来砍了很多树，两人围、三人围那么粗的。因为是湿地，终年湿气不散，很多人得了关节炎、风湿病。我妈妈30多岁才有我，特别心疼担心，走的时候给我置了羊皮褥子、高筒皮靴、驼毛棉袄，都用上了，确实比其他同学要强一点。
我是当卫生员，那时药品匮乏，就跟着老师采中草药，这是我的环境科学教育第一课。那时打针连消毒红药水都没有，流行感冒，我就采“贯众”给大家熬汤喝。还有一种草药叫“七叶一枝花”，名字非常美，治疗跌打损伤，特管用。还有一些沙参、党参，可以补身子的。
当时不懂什么，拿着一本药典在山上查，种类真是多，后来再回去知道用生物多样性的区别来做科学研究。当时让我们开荒伐木，100人就有5台东方红拖拉机，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农业装备，但是因为是湿地，水始终引不出去，3年只开出了10亩地，撒下去的种子收不回来。没有粮食，只能吃救济，都是坏了的，别人不要的，吃了整整一年的发霉的玉米面，用玉米面摊饼子，上面多洒点辣椒和盐。
后来才知道那里有很多可以吃的，河里的鱼一网下去装一船，还有兔子和水耗子。水耗子皮毛特别好，做手套做帽子好极了，连穿的都解决了。树林里也有好多吃的，什么榛子啊、木耳啊、猴头蘑啊。
1988年我做研究生毕业论文回去考察，鱼没有了，水耗子也没了，当时农民一冬抓它几千只的。树也没有了，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全都砍了，这个变化对我触动太大了。我本来是搞农业经济研究的，看了后就改方向了，改做环境研究。
1992年开始，我对北大荒进行全面调查，94年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一份英文的给资助我的基金会，一份中文的给政府。
北大荒自小兴安岭往东，至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10万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占了70%。历史上看，这地方对中国做出了不少贡献。抗美援朝结束后，大批军人回国，当时王震主动提出让他的部队去开荒，因为设备有限，他们当时去的是小兴安岭边缘，还是山地、缓坡地，对湿地的开发破坏力度很小。
第二阶段是百万知识青年开赴北大荒，沿着王震部队开荒的地域再往东进，真正深入到腹地。我们没有工具，拖拉机根本对付不了湿地，只能说糟蹋一通后就返城了。
第三批是1980年代后，外资进入，钱多，破坏力也大得多。挖沟，建成四级水利系统，真正导致三江平原湿地灾难性变化。也没有创造效益，农场都是负债的。最先进的洪河农场，全是美国设备，1981年从日本获得2500万美元贷款，30万亩，工人不超过400人，日本人只要从第1年到第5年的大豆，不要我们还钱。结果地力太薄，根本种不出东西来，加上机械出故障，必须花外汇到美国买零部件修，最后负债两亿。这些年农场因为亏损，纷纷改制，地都分给个人了。
后来有个朋友指点，说你想真正送呈最上层的话，(报告)不能超过5页，必须是四号字，还必须留有大行距。我说我试试吧，就写了《拯救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湿地》这个报告，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就是想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后来真的引起了反应，全国人大环资委批复了。我主要指出了一个问题：三江平原的湿地非常珍贵，是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其生物多样性水平是最高的，有珍稀乃至唯一的物种，现在的开发导致了生态资源的破坏。不仅仅是破坏，农业也并没有赚到钱。
后来引起很大反响，环保局和农业部都派了专家做实地调查，农业部方面是想否定我的报告，他们的专家跟我争论，我就说了，你们谁能比我更清楚？我15岁就去那里了，亲眼见到最初的样貌，也是亲手参与破坏的人。
保护未知的价值
1997年黑龙江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湿地开发。“我当时很满足，没想到这个政策太粗，有空子。很多地方把水排走，说我这儿不是湿地，连水都没有了嘛。继续开发，最终政策没有办法执行。”
2001年黑龙江出台第一部《湿地保护条例》，没想到还是没有办法执行，在中央粮食政策的倾斜下，当地可以轻松地从海外获取开发资金，“他们没有别的渠道，钱只能从农业上来。”
研究也搞了，建议也交了，政策也定了，还是不行！马中退而求其次，他把希望放在挠力河流域上，它是乌苏里江的大支流，流域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早5年的时候，我去拍了好多照片，好极了，一望无际的水面，当时我还说三江平原湿地就剩下挠力河水域了呢！”
希望还是迅速破灭，由日本政府贷款，当地政府在挠力河上游修建了一个库容6.15亿立方米的大水库，号称黑龙江第二大水库。“折腾半天，人家上游修个水库，什么都白搭了。一蓄水，下游就断流了。它现在已经不是湿地河了，是常规河流。”
还是不放弃，心想“你们折腾吧，我来找个地方，我自己保护起来行不行。”他从国际组织筹来了资金，揣着美金去找地方政府，要建三江平原最后的湿地活标本。“过20年、50年、100年，你想知道三江平原原来什么样，你上我这儿来看活标本。”
找啊找啊，终于找到珍宝岛边上的一个县，4万公顷，涵盖三种生态体系。兴奋得不得了，找市长谈，“投入全都我负责、我来筹款、我来研究，我来保护，市长跟我谈了4次，好事！没问题！最后市里常委会讨论，市委书记不同意，有这么傻的人，愿意掏钱来维持原状？肯定是想倒卖土地！肯定有鬼。”
一气之下，他去读了经济学的博士，如今，身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他说自己已经把科学变成了副业，天天想的是怎么找到一个能够平衡多方利益的方案，“老百姓要有钱挣、政府要有收入，这才能真正去推进保护！”
如今他手里已经有了亚洲开发银行批准的1200万美元的赠款，还有1500万美元的贷款，可以做一个从自然生态循环中自然获益的示范点了，但是当地政府还是不太愿意，“因为官商勾结的利益是放不到台面上来的”。
他终于有些愤怒了。“为什么我们在私人决策上都能有跨代眼光，偏偏是在最需要长远眼光的公众决策上如此短视？事情只要与我无益，或者我这一任、这一代看不到利益，就不做！保护肯定不如开发挣钱快。”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在北大荒拍下的一幅幅照片，其中一幅题名《不确定的别拉洪河》，静静的水草地被定格，“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中蕴含着无限的信息和价值，有些我们现在看得到，有些可能要留给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保护不确定性，就是在保护我们未知的价值。”
可惜的是这条赫哲语意为“大水漫灌之河”的水流，在美国高性能作业工具的改造下，原本弯曲的河道如今已被彻底拉直；浓江河，他当年下乡打鱼的地方，7条排水沟把地下水全部牵引下去，强排到黑龙江；“最后就剩下挠力河，龙头桥水库一建，也完蛋了！”
他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在乌苏里江，“沿江湿地也许可以留下几个保护区域，但是内陆湿地再没有了。”
重访北大荒知青部落
-本刊记者 刘天时 发自黑龙江鹤岗
站在这块几十年前一轮又一轮的青年们战斗过青春过的土地上，才会知道，一个人的苦难与幸福、一代人的苦难与幸福，是多么的微渺和无谓。
萝北共青农场 北大荒农场之一，位于黑龙江北部萝北地区。1968年，在“屯垦戍边，反帝反修，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下，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四个城市的知识青年4000余人来到了农场。他们成为共青农场继1955年青年垦荒队、1958年转业官兵后的第三批外来建设队伍。
据农场场志记载，“他们有文化、有能力、有干劲、好学上进，在老职工的帮助、指导下，成熟、成长起来。在农场的机务、教育、卫生、财会、基建等各个行业成为了骨干力量。同时，他们还把城市的文明、城市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北大荒，推进了这片荒原的文明进程，使农场职工的文明素养、文化程度都普遍高于其他各地农村。”
1976年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大批知青纷纷返城，至今，约有10名左右留在农场。部分知青返城后仍与农场保持联系，多人多次返回农场探望。
北大荒知青 1968年6月18日，以“屯垦戍边”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从1968年至1976年，共有54万城市知识青年加入到北大荒人的行列。直到目前，仍有两万多知青工作在垦区各条战线的岗位上。
就这么“随大流”就过来了
2006年3月10日下午。黑龙江省萝北县共青农场汽车站旁边的种子商店。郭宝荣站在柜台后面抄着手。她打了发蜡、涂了口红，笑盈盈地，在向一个戴毛线帽子的青年农民介绍“氢氮一号”大豆种。过了一会儿，青年农民要求看样品，郭宝荣从柜台后转出来，推门去对面库房。
外面天地恢恢，风雪茫茫。郭宝荣和农民朋友一起喜叹道：今年看来旱不了了。
这是这个叫郭宝荣的53岁女人的人生即景，恬淡安详一如它全部的寡淡乏味。一种被叫做命运的东西，似乎从来不曾在她这里有过风吹草动——又或者是，这个女人，她有一种她不自知的卓越本能；这个本能，让她悄悄地放过波澜、放过转折，放过命运、放过自己。
就是在30年前，1976年，这个无数中国人命运的拐点，郭宝荣似乎也不曾让自己被搅扰过。
那一年年底，北京知青的她与一本地青年结婚了。当她和丈夫新婚旅行结束，从北京回到她插队的北大荒时，她不能不注意到她周围的骚动——农场的知青们纷纷开始议论、走动，准备返城了。
“我也打听了一下，能不能俩人一起回，说是难。我想，那就算了。”
“算了”之后，郭宝荣继续她宝泉岭农场炊事员、共青农场司机老婆的日子。1979年，她有了女儿，为此，她被调回到丈夫和家的所在地，共青农场，当上了场供销社的售货员。9年之后，她又被调到酱菜厂。再然后，她当上了场招待所所长。2001年，招待所黄了，她下岗回家，开始在丈夫承包的种子商店站柜台，站到今天。这期间，1991年，按照国家对知识青年的政策，郭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办回到原籍。郭唯一的12岁女儿倒是让郭吃惊地“毅然决然”，“没说过一个‘不’字”。于是女儿回北京，开始做起了一个北京人。郭和丈夫两个人继续呆在农场，只是偶尔，去北京看望女儿。
这似乎就是1976年以来30年的故事的全部。如果从1976向前追溯，试图寻找人生大河的惊涛骇浪，那也几乎是徒然——郭宝荣让我们或者也让她自己看到的，只是“随大流”、还有“随大流”式的乐天安命。
1969年9月2日，北京东城区75中初三女生16岁的郭宝荣笑呵呵地跟着人群涌上了从北京开往北大荒的青年专列。爸妈和小妹、同学、同学的爸妈姐妹兄弟，都哭了。她却没有。哭啥啊？此前三年，文革打响，学校停课，郭宝荣已经在家呆了三年，她早呆腻了，一心想上班挣工资自己养活自己了。所以，“一听说还‘(北大荒)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我就把户口本从家里偷出来到学校报了名。”
两天之后的傍晚，当郭宝荣坐着拖拉机拉的爬犁终于来到营地——一个土坡上的两个帐篷、一个油毡纸房——没有电灯电话，更没有楼上楼下，她在同学们哭声一片当中，望着无际的荒草，也多少有点失落。直到夜里，被蚊子咬得久久无法入睡，她终于大哭大叫，把全帐篷人吵醒。
但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女青年郭宝荣又恢复起“没心没肺、怎么都行”的好性情。她和同伴们戳着铁锹假装在脱坯，其实是在讲鬼故事；她当上了女拖拉机手，突突突，在草甸子上迎来朝霞送走日落；她在轧草喂马；她在揉面蒸馒头；……
她生动活泼什么也不怕——她深更半夜挑着扁担去给上夜班的同伴送饭，黑压压的莽原，野鸡扑棱棱地惊飞；她抄起棍子和不听话不吃草的牛马斗争，马厩里的马灯在大风里明灭不定；……
在阴雨天，她坐在宿舍的小板凳上，跟随指导员背颂《毛主席语录》；她也参加揪斗暗通苏联的“奸细”，她受命看着他，紧紧盯着那个正眼都不看她的高傲的戴眼镜的老三届，谨防他自杀；她站在合唱队的第三排，大声唱《北京的金山上》；她茫然地站在人群里，倾听场部广播林副主席出逃的神秘含混的消息……
“没想那么多，就傻玩傻乐了，整天嘻嘻哈哈。”至于政治，那个政治——“老百姓知道啥？中央说啥就是啥。说谁好，就跟着说谁好；说谁坏，就跟着说谁坏。就这么糊里糊涂过来了呗……”
哦。所以，老百姓中的一员，郭宝荣，她就是这样接受了自己——通过不闻不问地接受那个巨大的国家政治，她接受了自己53岁人生的现在、过去和未来——而且可能要被说成“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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